一个毕业于医科大学的研究生，一个曾为抗击“非典”作出积极贡献的副研究员，一个事业有成、家庭美满的成功人士，却因一念之差深陷毒潭，沦为一起特大制贩毒品案件的主犯……

　　迷陷K粉
　　奸商专家结成罪恶搭档
　　姚福润是四川蓬溪县人，1963年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自幼聪颖过人。1980年，他以优异成绩考上四川医学院药学系，1988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至案发前一直在成都某生物研究所工作。
　　抗击“非典”期间，姚福润冒着生命危险，加班加点工作，与某生物制药有限公司合作研发的注射用阿奇霉素粉针作为最有效药物之一，为“非典”灾区提供了重要帮助。受到表彰后，姚福润有些飘飘然了。
　　姚福润有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妻子美丽贤淑，女儿乖巧懂事。2002年，他以妻子兰某的名义在四川绵阳注册了某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通过搞医药研发、技术转让，过上了有楼有车的富裕生活。但自视颇高的姚福润并不满足。
　　2004年7月的一天，姚福润的朋友唐双石（四川金堂县人）找到他，说借了20万元给重庆潼南一朋友陈泊润研制K粉，但试验一年多也未见K粉的影子，希望姚与他去一趟潼南，帮忙看一下陈泊润究竟能否研制成功。这个唐突的请求使姚福润吃惊不小，他当即拒绝了。
　　当时，姚福润虽然不清楚K粉的化学成分及危害性，也不知晓法律的有关规定，但他大致了解K粉绝非什么好东西，况且那时自己正与多家企业搞项目合作，实在无法脱身。
　　后来，经不起唐的软磨硬泡，姚福润终于同意到重庆对陈泊润的生产技术、设备进行考察。他简单看了看，便得出结论：按那里的现状，根本不可能研制出K粉。这使陈泊润和唐双石很是沮丧。
　　唐双石力邀姚福润加盟研制K粉的“事业”：“只要研制出K粉，绝不会亏待姚工，当个千万、亿万富翁也不是什么难事。”
　　姚福润犹豫了。出于帮朋友忙的想法，更为K粉的大好“钱景”所动，他终于答应一试。
　　对于这个后来抱憾终身的决定，姚福润当时仔细推敲了风险。他认为，研制K粉肯定违法，但研制K粉原料（粗制氯胺酮）的风险应该不大。他天真地认为，粗制氯胺酮只是精神药品，与毒品K粉完全是两码事，即使被查处，顶多就是拘留、罚款了事。
　　之后，姚福润联系了四川兴文县佳裕化工厂。当时佳裕化工厂因经营不善，亏损严重，已停产数月，姚福润提出的生财之道，对该厂无疑是雪中送炭，该厂法定代表人任启均当即应允。
　　随着佳裕化工厂的神秘复工，一起奸商与专家联合导演的制贩毒品大案拉开了序幕。

　　痴心不移
　　抗“非典”专家创造K粉“神话”
　　2004年11月中旬，姚福润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研制氯胺酮的“事业”中。
　　姚福润常不回家，甚至2005年春节也只在家呆了几天，便又匆匆回到兴文，这引起了妻子兰某的猜疑。她问姚福润究竟在外忙什么，姚福润不敢说实话，搪塞说一个朋友在宜宾开厂，经营状况不好，自己出技术与朋友搞合作。
　　但他攻关数月，经过无数次试验，用完了所有原料，直到2005年3月初，仍未解决氯胺酮不结晶的问题，研制试验宣告失败。这使他在朋友面前很没面子，这更激起了他的争强好胜之心。他遍查国内外资料，终于从一份英文资料中查到有关生产氯胺酮的新型工艺流程。他如获至宝，立即要求陈泊润、唐双石继续投资。
　　3月31日，第一批10公斤粗制氯胺酮生产成功。
　　姚福润算了一笔账，每公斤氯胺酮的成本大约3000元，卖出去的批发价格至少五六万元。如何分配这笔暴利呢？他与陈泊润等人商定：任启均以厂房占股，每公斤抽取1.2万元；姚福润以技术占股，每公斤抽取8000元；剩余利润按唐双石、陈泊润的出资比例进行分配。
　　姚福润还留了一手。他坚持认为，粗制氯胺酮不是毒品，而K粉是毒品，肯定不能碰。为了逃避警方今后可能的打击，同时也为了使毒品利润的分配更有利于自己，姚福润与陈泊润、唐双石等人说好，佳裕化工厂只生产粗制氯胺酮，加工K粉由陈泊润、唐双石分别找地方进行。陈泊润、唐双石各怀鬼胎，都表示同意。
　　4月中旬，佳裕化工厂的生产走上正轨，每天约生产10公斤粗制氯胺酮，至案发时，陆续生产了粗制氯胺酮120余公斤。
　　由于陈泊润、唐双石自行加工的K粉质量不过关，多次被买家退货，他们只好向姚福润求助。姚福润不得不冒着风险提供技术指导，使陈、唐等人掌握了K粉的加工技术。
　　制贩K粉为姚福润等人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不到一个月时间，姚福润先后给妻子兰某约30万元。
　　与此同时，姚福润进一步完善了生产工艺流程，简化了合成步骤，缩短了生产周期，使成本至少降低了三分之一。
　　正待姚福润等人“事业”蒸蒸日上之时，他们的发财美梦被警方一举击得粉碎。

　　迟来忏悔
　　专家身陷囹圄发人深省
　　2005年元旦刚过，四川警方获悉有人在成都、宜宾等地设立地下制毒窝点，秘密制造K粉。鉴于案情重大，该案被作为2005年四川省公安厅挂牌督办大案立案，代号“2·1”。
　　经过近4个月的缜密侦查，警方在初步查明姚福润等人制贩K粉的犯罪事实后，决定收网。2005年5月24日，在成都、宜宾、潼南3个分战场，警方同时实施代号“闪电”的收网行动。
　　那天，姚福润的心情格外好。他与妻子从银行取了1万元，兴冲冲地到成都某建材市场买装修材料，欲装修新买的别墅。不料公安人员从天而降，他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冰凉的手铐铐住了双手。
　　同日，唐双石、陈泊润、任启均等人也相继落网。
　　至6月7日，公安机关共捣毁毒品制造、加工窝点5处，抓获涉嫌制造、贩卖毒品氯胺酮的犯罪嫌疑人24名，缴获粗制氯胺酮74.35公斤、现金120多万元、汽车11辆。
　　2006年3月9日至10日，四川省宜宾市中级法院审理了该案。姚福润声泪俱下，深表痛悔，并请求法庭从轻发落。他说：“作为一名国家培养的科研人员，不幸卷入本案，背离了自己的理想，对不起国家和人民的培养和信任……虽然触犯了国家法律，但希望有机会用实际行动弥补犯下的罪过。”
　　但姚福润的悔悟太迟了。6月26日，法院考虑到他归案后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同案犯，有立功行为，一审以贩卖、制造毒品罪判决姚福润有期徒刑15年。姚福润不服，向四川省高级法院提出上诉。
　　可叹的是，直到这个时候，姚福润仍认为粗制氯胺酮与毒品K粉有着本质区别，觉得一审法院将制毒原料当作毒品判罚，量刑过重。姚福润作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对法律的无知竟到如此程度，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8月31日，四川省高级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编后：姚福润作为国家培养的制药专家，本应利用掌握的高科技研发新药，奉献社会，但他却选择了研制毒品的不归路，从一名受人尊敬的抗“非典”专家蜕变为世人唾弃的“制毒专家”，危害社会和人民，最终身败名裂，发人深省。